能源环保法律服务｜本周高频：和解与执行（2026）

和解与执行在能源环保案件中的价值为何在2026年凸显？

2026年环境争议诉讼的受理量延续上升趋势，但当事人对诉讼成本的敏感度显著提高。原因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涉及监测鉴定、损害量化、修复方案论证等专业环节，单个案件的前期投入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从深圳、广州等地法院公布的裁判思路看，调解结案率已达四成以上，执行和解比例也在上升。能源环保法律服务的实操重心，正从“打到底”转向“谈得拢、执行得了”。

这背后的逻辑是：环境争议常常发生在相邻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与社区之间，长期对抗必然导致停产、处罚、征信受损等叠加后果。而和解能把“赔偿”转化为“修复义务+分期履行+第三方监督”，对被告企业来说更加可行。

实用提示：2026年环保行政处罚与民事索赔并行案件明显增多。企业若已经收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在生态环境部门尚未移送公安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主动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是最值得优先考虑的解纷路径。

第一步：按“程序费+风险代理”双轨逻辑评估费用构成

能源环保法律服务费用没有统一政府指导价，但实操中遵循一个清晰的双轨逻辑：基础程序费与服务费分层收取。

程序费（固定部分）覆盖立案、证据交换、开庭等常规工作，一般在人民币3万至8万元之间。案件涉及跨省污染、上市公司公告、群体性事件时，程序费可能上浮至10万元以上。这部分费用在委托时一次性支付，用于锁定律师的时间资源和基础出庭成本。

服务费（浮动部分）按阶段和结果挂钩，常见模式包括：和解结案按标的额的3%至5%收取；判决胜诉按标的额的5%至8%收取；执行到位后另计1%至2%。对比判决，律师促成和解后获得的费用比例略低，但回款概率更高，因此对当事人而言综合性价比更优。

第三方费用（实报实销）是环境争议特有的成本项，包括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3万-20万元）、专家辅助人出庭费（5000-20000元/人次）、现场勘验检测费、公证取证费等。这部分费用往往超过律师费本身，当事人务必在委托合同里明确承担主体和支付节点。

第二步：在行政合规阶段提前判断和解时点

和解并非越早越好，关键在于判断案件是否已进入“可协商区间”。能源环保法律服务流程中，行政合规阶段是最容易忽视的和解窗口。

情形一：尚未作出处罚决定。生态环境部门在听证后、作出正式处罚前，通常会给予企业陈述申辩机会。此时企业若主动提出整改方案并申请从轻处罚，属于“行政处罚和解”，虽然不叫“诉讼和解”，但效果相同——避免处罚决定书成为后续民事诉讼中的关键证据。

情形二：赔偿磋商失败但尚未起诉。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省级、地市级政府可指定部门与赔偿义务人磋商。磋商未达成一致才进入诉讼程序。因此，若磋商失败但双方仍保持沟通，律师应在起诉前组织第二轮磋商。此阶段对方也是环境争议诉讼的原告，和解意愿并不低，因为诉讼周期长且有败诉风险。

情形三：诉讼中接到法院委托调解。2026年部分法院已引入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参与调解，这对企业是一次低成本试错机会。调解方案可以包含分期缴纳、抵扣式修复等灵活条款，但需要留意法院主持下的调解协议同样具有强制执行力，签署前必须充分测算履行能力。

实操指南：在起诉前或答辩期内，发一封《和解意向函》给对方法务或代理律师，表明愿意在专家评估基础上讨论修复方案。这封信在诉讼中可体现被告积极改正的态度，即便最终未达成和解，也能影响法官对主观恶性的认定。

第三步：围绕“修复义务+赔偿金”设计2026式和解方案

能源环保案件的和解方案与普通合同纠纷不同，核心差异在于：金钱赔偿不是唯一目标，生态修复才是最终落点。

一套合格的和解方案至少包含四个维度：

• 赔偿金额分层：将赔偿金拆分为“直接经济损失+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永久性损害损失”，并约定每一笔款项的支付期限。通常首次支付不低于总额的30%，为后续执行留下谈判空间。
• 修复义务具体化：明确修复范围、修复标准（参照《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验收主体和验收时限。建议将修复交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避免自行修复引发二次争议。
• 履约担保与监督机制：在和解协议中约定由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定期出具报告，并明确违约责任条款。若被告企业为上市公司，还可引入ESG披露义务，将和解履行情况纳入年度报告。
• 司法确认前置：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后，立即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未经司法确认的和解协议仅具有合同效力，一方反悔仍需另行起诉；而经确认后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关于费用策略：若和解金额低于诉讼请求金额的70%，律师服务费可争取按阶梯比例收取——即和解金额越低，服务费比例相应上浮，补偿律师为达成和解付出的谈判成本。这种安排在能源环保法律服务中已有较多实践。

第四步：执行阶段紧盯划拨、排污权拍卖与变更追加被执行人

执行是2026年能源环保法律服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环节之一。原因在于很多被告企业账上无现金，但拥有排污权、碳排放配额、闲置厂房等“非现金资产”。传统执行思路盯存款，高效率执行盯特殊资产。

排污权与碳排放配额。广东省已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已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被执行企业名下的排污权、碳排放配额均属于可强制执行财产。律师应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向生态环境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并拍卖相应配额。目前深圳、广州等地已有成功案例。

变更追加被执行人。这是能源环保案件执行中最容易突破的方向。若被执行企业为一人有限公司且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可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若企业恶意注销，还可申请追加清算义务人承担责任。追加申请应在收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前提出，一旦终本，追加难度将大幅上升。

参与分配与执行和解。当被执行企业同时存在多个债权人时，环境损害赔偿债权属于普通债权，并无优先受偿权。因此，在执行阶段接受“部分现金+担保”的和解方案往往比被动等待分配更有保障。执行和解协议中务必约定“不履行则恢复原判决执行”条款，并保留违约金追索权利。

常见错误：避免陷入“和解即终局”的认知误区

一个操作性错误是：认为签署和解协议并付款后就万事大吉。在环境争议诉讼中，和解协议常附带后续整改义务、监测义务或生态修复义务，此类义务属于持续履行义务。若对方在后续验收中提出异议，可能引发新的争议，此时原和解协议并不当然阻却新诉讼。

另一个错误是：忽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风险。若被执行企业有履行能力而故意转移财产，情节严重时可依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刑事手段在环境争议中一般作为最后选项，先推动法院采取限高、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即可。

费用上还有一个常见误解：低估执行阶段的律师工作量。执行立案、财产调查、提出异议、参与分配等步骤叠加，工作量不亚于一审。建议在委托合同中单独约定执行阶段服务费，避免与一审打包导致律师动力不足。

所需材料清单与避坑核对表

准备启动和解或执行程序前，请提前备齐以下材料：

• 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已作出的）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记录或协议草案
•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及费用发票
• 企业财务报表、排污许可证、碳排放配额登记证明
• 和解意向书、授权委托书及律师委托合同
• 对方当事人财产线索清单（银行账户、设备、房产、股权等）
• 司法确认申请书、执行申请书（按程序节点准备）

对于深圳地区企业，还应关注深圳两级法院对环保案件“快立快审快执”的工作安排，部分案件立案后即启动绿色通道，和解时点和执行衔接效率更高。

鉴于能源环保法律服务领域专业性强且2026年规则仍在动态调整，本文仅为一般性指引。建议读者结合自身企业涉诉金额、修复能力、股权架构及地方环保执法口径，必要时咨询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如吴勇律师——以便在程序策略与费用安排上获得量身定制的方案。

常见问题解答（FAQ）

问：能源环保案件的和解协议必须公证或者司法确认吗？

司法确认不是必须，但非常推荐。未经司法确认的和解协议仅具有普通合同效力，一方反悔仍须另行起诉；经法院确认后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可免交案件受理费。

问：执行阶段能查封排污权吗？

可以。排污权属于一种可转让的财产性权利，在已开展排污权交易的省份，法院可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冻结并强制转让排污权。碳排放配额同理。只是具体操作细则随地域政策不同，建议在申请前向当地法院和生态环境部门确认。